印度作为新兴市场的重要一员，长期以来凭借庞大的人口基数和潜在的消费市场吸引着全球资本的目光。然而，其营商环境中存在的政策波动性大、执法标准不透明、行政效率低下等问题，却让不少跨国企业在这片土地上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甚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下这些案例，深刻反映了印度营商环境对国外企业造成的不利影响。

1. 小米：十年深耕一朝被“冻”，资金链遭重创

2022年，印度执法局突然以“非法汇款”为由，冻结了小米及其印度子公司名下555亿卢比（约合48亿元人民币）的资产，理由是小米将大量资金汇往海外用于支付特许权使用费，违反了印度《外汇管理法》。这一举措对小米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要知道，小米自2014年进入印度市场后，通过本土化生产、性价比策略迅速抢占份额，成为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头部品牌，十年间累计投入的人力、物力和市场资源难以计数。而被冻结的资金，几乎相当于其在印度市场十年积累的利润总和，直接导致其在印现金流断裂，供应链和渠道拓展被迫放缓。

小米多次公开声明，相关汇款是基于合法的知识产权授权协议，属于正常商业操作，并非“非法转移资金”，但印度执法部门对此置若罔闻。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事件并非个例，而是印度针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系列“审查”之一，背后暗含着保护本土品牌、限制外资扩张的意图。小米的遭遇，让不少计划加大对印投资的中国企业望而却步，担心重蹈“投入越多，损失越大”的覆辙。

2. 沃达丰：司法与立法的“双标”，跨国企业的“税务噩梦”

2007年，英国沃达丰集团以110亿美元收购印度和记埃萨尔电信公司，这本是一起正常的跨国并购案，却被印度税务部门盯上。印度政府突然要求沃达丰缴纳约22亿美元的资本利得税，理由是“交易涉及印度资产”，但沃达丰认为交易主体为海外公司，且印度当时的法律并未明确对此类交易征税，因此拒绝缴纳。

这场纠纷持续了5年，2012年印度最高法院作出终审裁定：沃达丰无需缴纳税款，税务部门的要求缺乏法律依据。然而，印度议会为了“挽回损失”，竟通过修订法律的方式，赋予税务部门“追溯征税权”，明确规定“2007年以来的类似交易均需补税”，直接绕过了最高法院的裁定。这一操作彻底打破了“司法独立”的原则，让沃达丰陷入“赢了官司却必须缴税”的荒诞处境。最终，沃达丰不得不诉诸国际仲裁法庭，耗时多年仍未完全解决，其在印度的业务也因持续的税务纠纷和政策不确定性而亏损严重，逐步缩减至退出市场。沃达丰的经历，被国际商界视为印度“税务恐怖主义”的典型案例，成为外资企业警惕印度市场的重要警示。

3. 三星、谷歌、亚马逊、诺基亚：巨头难逃“勒索式”罚款

在印度市场，科技巨头们常面临“莫须有”的罚款。三星作为全球电子制造业巨头，在印度拥有多个生产基地，却曾因“反垄断”“数据本地化”等模糊理由被印度监管部门罚款数十亿美元；谷歌则因“应用商店支付政策”被认定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面临超过10亿美元的天价罚单，尽管谷歌多次申诉，称政策符合全球统一标准，却难以改变结果。

亚马逊作为全球电商巨头，在印度市场投入巨资布局物流和平台生态，却因印度突然出台的“电商平台不得销售自有品牌或持股企业产品”新规，被认定为“违反公平竞争”，遭遇巨额罚款，前期搭建的供应链体系几乎作废；诺基亚则在退出手机市场后，因专利授权问题被印度税务部门盯上，以“ royalty（特许权使用费）征税争议”为由被罚款数十亿美元，即便其早已缩减在印业务，仍难逃追责。这些案例中，印度监管部门往往以“保护本土企业”“维护市场秩序”为名，实则通过模糊的法律条款和主观裁量权，对跨国企业进行“勒索式”罚款，让企业在合规成本之外，额外承担沉重的财务负担。

4. 浦项钢铁：十年规划成泡影，基建梦碎于行政壁垒

2005年，韩国浦项钢铁（全球最大钢铁企业之一）满怀憧憬地宣布，计划在印度奥里萨邦投资120亿美元建设一座年产1200万吨的超级钢铁厂，这不仅是浦项全球化战略的重要一步，也被印度政府视为“吸引外资、发展制造业”的标杆项目。然而，项目从一开始就陷入了无尽的泥潭。

首先是征地难题：印度土地私有，且涉及部落聚居区，当地农民和部落居民以“破坏生态”“补偿不足”为由多次抗议，政府虽承诺协调，却迟迟无法完成土地确权和征收；其次是环保审批：项目需通过多项环保评估，但印度环保部门标准反复，审批流程冗长，仅前期环评就耗时5年；此外，电力、交通等配套基建的承诺也未兑现，导致项目迟迟无法开工。十年间，浦项钢铁投入的前期调研、设计和协调成本超过10亿美元，却连厂房奠基都难以实现，最终不得不宣布放弃项目，成为印度行政效率低下和政策执行力薄弱的牺牲品。

5. vivo：人身安全与企业运营的双重威胁

2023年，印度执法局以“洗钱”为由，突然逮捕了vivo印度分公司的多名高管，同时冻结了公司部分银行账户。这一事件比单纯的罚款更具冲击力——vivo作为中国智能手机品牌在印的重要代表，始终遵守印度法律法规，多次声明“所有资金往来均合法合规”，却面临“人身安全威胁”。尽管最终高管被保释，但事件已对vivo的品牌形象和员工士气造成严重打击，其在印的生产和销售一度陷入停滞。

与小米类似，vivo的遭遇背后，是印度对中国科技企业的系统性审查，这种“以执法代替监管”“以逮捕施压”的方式，彻底打破了企业对营商环境安全性的信任。最终，vivo虽未退出印度市场，但不得不调整战略，缩减投入，以应对持续的政策风险。

6. 特斯拉：商标纠纷暴露市场“不友好”

2024年5月，特斯拉计划正式进入印度市场，却发现一家印度本土企业早已注册“特斯拉”商标，并以此为由阻挠特斯拉的品牌使用。特斯拉随即提起诉讼，要求撤销该商标，理由是“恶意抢注”，却遭到印度舆论的反对——部分印度民众和媒体将其解读为“外资打压本土企业”，甚至得到当地政府的默许。

这一商标纠纷看似小事，却反映了印度市场对国际品牌的“保护主义倾向”：本土企业可通过商标抢注、专利碰瓷等方式阻碍外资进入，而监管部门往往态度暧昧，缺乏公正裁决的效率。最终，特斯拉不得不耗费额外的时间和资金解决纠纷，其印度市场的启动计划被迫推迟，错过了关键的市场窗口期。

7. 富士康、纬创资通：制造业巨头的“撤离潮”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厂，曾将印度视为“替代中国的制造基地”，与印度韦丹塔集团合作计划投资195亿美元建设半导体工厂。然而，项目推进中，印度政府承诺的“土地优惠”“税收减免”等激励措施迟迟不兑现，环保审批和电力配套也进展缓慢，加上当地工人技能不足、供应链不完善，导致项目停滞。最终，富士康在投入数亿美元后宣布退出合作，感叹“印度的制造业生态远未成熟”。

同样的，苹果代工厂纬创资通在印度的工厂因劳资纠纷引发骚乱，设备被砸、生产线瘫痪，损失超过1亿美元。而印度政府不仅未有效调解，反而推动本土企业塔塔集团低价收购纬创工厂，让纬创“血本无归”。这两家企业的经历，暴露了印度制造业在劳工管理、政策兑现、权益保护等方面的严重短板，让“印度制造”的口号大打折扣。

8. 沃尔玛、哈雷摩托、日本高铁：零售与基建的“滑铁卢”

沃尔玛2018年以160亿美元收购印度电商Flipkart，本想借此打开印度零售市场，却遭遇印度电商新规：禁止外资平台销售自家持股企业的产品，这直接废掉了沃尔玛通过“投资+平台”整合供应链的模式，导致其在印业务增长停滞；哈雷摩托作为美国高端摩托车品牌，曾试图通过印度市场扩大亚洲份额，却因印度对进口摩托车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导致售价翻倍，十年间销量惨淡，即便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亲自协调，印度仅象征性降税至50%，最终哈雷不得不关闭在印门店，彻底退出。

在基建领域，日本参与的“孟买-艾哈迈达巴德高铁项目”更是典型：项目开工后，征地补偿谈判陷入僵局，农民要求的补偿款远超政府预算，导致工期从5年拖延至10年以上；同时，印度原材料价格暴涨、劳工效率低下，让项目造价从170亿美元飙升至300亿美元，日本企业被迫承担超支成本，却难以退出，沦为“骑虎难下”的困境。

从科技、制造到零售、基建，印度营商环境中的政策反复、执法不公、保护主义等问题，已让众多跨国企业付出了沉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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